看不見的學生貧困
SUTSU是日本著名的鐵路Youtuber，最近他再現了自己2016年春季剛剛上大學的真實貧困生活：
每天窮到只能喝自來水充饑、沒錢吃早餐、午餐只能吃198日元的米飯套餐。為了省錢，每天都要步行一個多小時往返學校。
在該視訊中，他稱那時大一的自己每月收入僅為3萬日元，由于是電車迷，因此每個月光是定期車票就要花5000到6000日元，餘下的生活費所剩無幾。
于是他每天都在絞盡腦汁地想如何才能花最少的錢維持正常生活。
他每天早上不吃早餐和不喝水，即便看到車站裡有便利店都覺得太貴不會買。 連自助販賣機裡一瓶90日元的飲料也不會買，更別提280日元的豬肉蓋飯或者220日元能夠直達學校的巴士了。
（通勤路上只捨得買50日元的水）
從反町站到橫濱國立大學，單程步行需要41分鐘，往返需要一個多小時。在這個漫長的通勤路上，他一邊走一邊學習英語。
對于學習他是很認真的，為了不遲到直接跑步，爬山坡也不在話下。
在通勤期間，他走累了就會去MY BASKET買一瓶51日元的水。然後下午就會拿這瓶水去學校的洗手間接自來水喝。
他在學校飯堂吃午飯—— 米飯再加兩碗味噌湯，一餐198日元，對于當時的他而言已經是很奢侈。
為了讓樸實的午飯變得更加可口，他會先吃米飯，再喝湯，然後把湯倒進飯裡做成湯泡飯。
吃飽之後他會在飯堂裡暢飲免費的水，享受一下這個免費的時刻。
下午的課結束之後，他就會買 一個100日元的麵包加餐，然後步行回反町站。
回家的路上他一邊想還剩多少錢，一邊咽口水看著身邊的美食。他並不覺得在高級餐廳吃飯有多愉悅，反而在便利店縱情購物，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滿足感。
即便他買不起自己碰見的東西，但是他覺得這樣貧困的經歷和這樣的金錢價值觀會成為自己終生的財富。
當年他高中畢業時還有些錢，但都花在愛好上了，加之日本大學的學費、教科書費也頗為昂貴，導致剛上大學時不得不省吃儉用，大一這一整年都在過這種貧困的生活。
他坦言，本來高中畢業想要進入JR東日本公司，但沒有如願，只能上大學，希望能遇到更好的人生機會，然後一直都在為之努力奮鬥。
像SUTSU這樣，為溫飽奔波、被貧困煩惱的日本學生並不是個例。
根據厚生勞動省「2019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
顯示，日本相對貧困率為15.4%，其中未成年的相對貧困率為13.5%，即每7到8人中就有一人處于貧困狀態，共計260萬人。
受到新冠疫情衝擊，學生貧困的現象也愈加嚴峻。
看不見的學生貧困
像開頭SUTSU那樣窮到只能喝自來水充饑，是真實存在的。
根據新冠疫情緊急支援的「單親家庭應援箱」申請者的問卷調查（2020年5月）顯示，在這些貧困家庭裡，孩子們都無可避免的面臨「吃不飽飯」的問題。
受疫情影響，停課在家的孩子們的體重減少了3kg到6kg， 他們平均兩天只能吃一頓飯，餓了只能喝自來水充饑。
從福島到宮城，從初二到高一，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學生們都在為每日的吃飯問題而擔憂，他們都希望能夠消除金錢上的不安。
17歲的高三學生美香是其中一位。
她正值身體發育的最佳時期，然而每天食不果腹。無法解決溫飽，如今就連學業都成問題。
（美香 圖源：本人）
她和媽媽、讀高一的妹妹和讀小學的弟弟一起在日本東北地區生活。
媽媽在保育園工作，獨自撫養三個孩子。因為疫情影響，為了照顧孩子而辭職的同事增多了，媽媽的工作量隨之增加。加之弟弟的小學入學考試和妹妹的高中入學考試重疊在一起，媽媽為了照顧他們，每天的精神和身體狀況都非常不好，于是她在前幾個月就辭去了工作，在家休養，收入隨之中斷。
因此，身為長姐的美香開始分擔家裡的大小事務，一邊上學還要一邊照顧媽媽和弟弟，同時也要在極為有限的預算裡操心家庭平時的食物採購。
由于預算有限，每天都食不果腹，為此她還要安撫妹妹和弟弟的心情。
本來她應該為大學入學試努力，但在家裡沒法學習。加之當時正值緊急事態宣言，她想要參觀的國立大學的校園開放日也因本縣的「不能參加縣外大學」的規定為由被拒絕。
美香想要考入好大學的願望，卻因新冠導致的貧困而變得渺茫。
（圖源：雅虎日本）
疫情造成的貧困也突顯了日本教育資源的不平衡。
很多家庭收入銳減，無法向孩子提供線上學習的設備和環境，導致孩子無法跟上教學進度。也有家庭無法支付高三孩子參加「共同考試」的1.8萬日元費用，以及來回考場的交通費，導致孩子不得不放棄這個升學機會。
眾所周知，日本人上大學之後大部分都會獨立，自己賺生活費。 疫情對于那些要靠打工賺取生活費和學費的大學生而言，所造成的貧困現象同樣嚴重。
由紀惠是某私立大學的大一新生，原本她每週在居酒屋打工3次，月收入能有4到5萬日元，足以支付生活費。
圖源：Unsplash
可惜 受到疫情的衝擊，居酒屋停止了營業，她的收入一下子就中斷了。支付完學費、買了上網課用的電腦之後，剩下的錢連教科書費和手機費都交不起了。
在咱們的觀念中，這時由紀惠可以找家裡人幫忙接濟一下。不過她並沒有這樣做。
原來她媽媽曾是某證券公司的員工，後來因為心臟病而離職，現在只能打零工維生。即便房子是自家的，但是零工收入都得支付稅金、交通費、生活費等費用，繳費完畢後所剩無幾。因此由紀惠從高中就開始用自己打工的錢來儲蓄大學費用。
面對新冠造成的貧困，她只能認命「如果交不起學費就沒辦法了，只能退學了。」
像由紀惠這樣，因為新冠造成經濟貧困而退學的現象不斷增加。
根據文部科學省的統計，從2020年4月到12月，共有1367人退學，4434人休學，合計5801人。而今年4月到8月，退學的學生就達到701人，8月末退學的比例對比去年也有所上升。
同樣的貧困悲劇也發生在福井縣的男大學生A身上。
圖源：Unsplash
A今年22歲，大四學生，因為打工的店鋪停業，一直都沒有收入。即便後來重新營業，收入也減少了很多。
他的爸爸是承包電線的個體戶，但一直都疾病纏身。
媽媽平常只能打打零工，家裡沒有存款，生活過得拮据。他每月都要通過打工和申請獎學金來負擔4萬日元的日常開銷。眼見入不敷出，他便 向學校再申請了五項補助型和利息低的獎學金，結果全部都沒有通過，其中有一個理由是「學習能力基準不滿足申請條件」。
為此，他感到沮喪「頭腦不好沒有錢就會失去學習、畢業的資格嗎？」
像由紀惠、男大學生A這樣為生計、溫飽而發愁的日本大學生並不少見。
他們有的為了將一天的伙食費控制在200到300日元，而選擇不吃午飯；有的平時只能買些便宜的肉；有的每晚都在寒風中排隊，只為買到每份100日元的限量便當；有的則是接受學校或者政府提供的免費食品。
（東京外國語大學的100元便當 圖源：日本テレビ系）
（宮崎大學分發免費食品現場）
（三田市政府為大學生分發免費食品）
他們的貧困是「看不見」的，這也是日本現代貧困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貧困的學生從外表上並沒有什麼區別，但他們不打工就無法上學，哪怕成績再優異。 即便申請到獎學金，也會因隨之而來的債務壓力而陷入更嚴重的貧困。
因為， 日本的獎學金並不是獎勵機制，而是一種借貸制度。
因為獎學金破產的學生
日本的獎學金並不是那種「因為優秀表現而獲得、領到就屬于自己」的獎勵金，而是一種要算利息的借貸。
使用獎學金的大學生從1998年的50萬人擴大到2013年的144萬，大 約每兩個大學生就有1人使用獎學金。
但這個數字很快就滑落到2018年的127萬人。這是因為近幾年來， 學生們逐漸意識到日本獎學金的殘酷性，有74.4%的學生對于還款表示不安。
其中，2020年每月無法歸還獎學金的滯納者占68.7%，無法償還的原因是低收入、貧困。 即便大多數人已經大學畢業，也無力償還，最終導致破產。
一名因為獎學金而破產的女生曾對媒體坦言，自己大學畢業後每月收入14萬日元，扣除各種費用僅剩6000日元，但還有每月5萬日元的獎學金等著歸還。
像她這樣無法償還獎學金而面臨經濟危機的大學生逐年增加， 甚至產生了連保證人都不能償還而破產的「破產連鎖」社會現象。
獎學金制度的弊端如此突顯，為什麼還是會有過百萬的學生硬著頭皮申請呢？
這是 因為在日本上大學實在是太貴了。
對比世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或地區，日本在高等教育費用負擔方面，學生對父母的經濟依賴度依然很高。
根據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21調查指出，在日本的高等教育費用支出中，家庭占比最高，為52.7%。
然而日本國民家庭收入從巔峰時期1994年的664.2萬日元持續減少，到了最新2018年僅為552.3萬日元，下降了100萬日元以上。
在家庭年收入持續減少的同時，學生的教育費用持續高漲。特別是學費和入學費。
學費一般每學年交納兩次，每次的金額涵蓋六個月的學費；而入學費指的是學生入學註冊之前就需要交的費用，只需要在第一學年入學的時候一次[性.交]清。
國立大學在1975年的學費為36000日元，入學費50000日元。但從2005年至今，學費已經漲到53萬5800日元，入學費漲到28萬2000日元。粗略計算， 學費上漲足足14.8倍，入學費上漲5.6倍。
（圖源：文部科學省）
私立大學的費用更貴。
私立大學的第一學年包括學費、入學費、設施設備費等在內，文科系約為117萬日元，理科學系為155萬日元。
學費最便宜的文科系4年間最少都要花400萬日元。在家庭年收入減少、教育費用高漲的時候，父母能給學生的生活費自然會減少。
每月生活費在10萬日元以上的學生群體銳減，每月生活費不滿5萬日元的學生群體有所增加。
（圖源：全國大學生協連）
根據東京地區私立大學教職員工聯合調查，東京都圈內私立大學2020年寄宿生的生活費每月為8萬2400元，是繼1986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值，主要原因就是父母的收入減少了。
也會有父母無法負擔起孩子的大學教育費用，因此孩子只能通過申請獎學金和打工來彌補。
不敢冒風險申請獎學金的孩子，只能依靠打工賺錢。
在這10年以來，大學生對打工的依賴度逐年提升，收入也逐年增加。2010年為29690日元，寄宿生為21900日元，到了2019年增加到41320日元、33600日元。
他們打工的場所也集中在餐廳、居酒屋、速食店等服務業。然而這一切都被疫情打破，出于休業、被解雇、排班減少等原因，大學生打工的收入大幅減少，有的直接減少了一半收入。
（圖源：全國大學生協連）
在這種情況下，還需要購買與上網課相關的設備，有的大學生不得不花費了5、6萬日元。
加之大部分日本大學沒有宿舍，學生需要到外面租房子。因此，拖欠房租、手機費、水電費等費用的大學生逐漸增加，他們不得不通過透支信用卡來維持正常生活。
（一個日本大學生的每月支出）
根據支援學生的組織「D×P」調查顯示，在該組織支援的學生中有60%都因為拖欠房租等費用而處于負債狀態中。
日本學生因為貧困而造成不安感愈發強烈，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因為日本是「子育て罰」 （育兒懲罰）的社會。
日本：「育兒懲罰」的社會
「子育て罰」這種見解出自于渡邊女士，她所屬的NPO機構「キッズドア」，專注于支援貧困的未成年。
「日本政府對于教育費用的支援非常少，所以父母的負擔非常重。要讓一個學生順利升學，起碼需要1000萬日元以上，導致了孩子越多的家庭，經濟就越困難，育兒懲罰隨之而來。」
事實確實如此。
根據渡邊女士所屬的機構「キッズドア」調查顯示，非正規雇傭的員工家庭月收入僅為12到15萬日元，一般僅夠支付房租和生活費。
在1469個支援家庭中，2020年收入不滿200萬日元的家庭占65%，對比2017年的30.6%，急劇增加。
其中，存款不到10萬日元的家庭占51%。
2020年1月以後「無法買夠食品」的家庭占47%，只能購買便宜食品的家庭占80%。
2021年最新調查顯示，有78.2%的家庭對孩子所需的制服、體操服等著裝費用感到負擔。
更有近40%的學生稱看不見自己的未來。
渡邊女士覺得如今日本社會對于貧困的援助都是 「不落到人生谷底是無法得到確切的援助。」
因此她認為直接的現金支付機制非常有必要。至少要把如今只面對直到國中生為止的兒童補貼提高到高中生。
近期，日本政府也開始著眼學生的貧困現象，計畫各種派錢補貼，首先推進的是 面向0到18歲的未成年群體發放10萬日元的補貼，11月15日，又追加了 貧困大學生每人10萬日元的補貼。
如今隨著緊急事態宣言的結束，各大服務業恢復營業，學生們又能重新打工賺錢，生活似乎逐漸重回正軌。
不過支援學生的組織「D×P」的今井先生認為，即便如此，新冠對貧困學生的影響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他認為要從根本上幫助解決學生貧困問題，就需要日本政府出臺更完善的福利制度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