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方公尺的隔板間內放著一台顯示器和電腦，再加上一張席地而睡的床墊，就是貧窮無靠的日本網咖難民們，賴于生存的全部設施。
雖然日本是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但亞歷山大的日本社會環境下，還是有很多沒有房產證也租不起房的底層人群，被迫淪為24小時住在網咖裡的網咖難民，這憋仄的四個平方承載的是很多人的生活，而在生活成本高企的大都市東京，即使是這樣的網咖小隔間，一個月的租金也要6到9萬日元。
鄭先生是一名優秀的網路系統管理員，今年是他淪落到網咖的第三年，對於網咖的居住體驗，他有很多話想說，他早就受夠了網咖的環境，這裡的隔間根本沒做到屋頂，也就是說一個人抽煙，整個網咖都能聞見，而且網咖啥樣的人都有，半夜能出現各種聲音，從來沒睡過一個安穩覺，但就是這樣的環境，有人在這裡住了十年二十年。
對於日本的難民來說，網咖有水有電，還能玩電腦，比花大價錢住在街邊的膠囊酒店強多了。
網咖裡不只有無家可歸的男性，還有女性，日本貧困女性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比如19歲的阿香已經住在網咖很久了，是為數不多的「老人」之一，這些網咖每天只需要150塊錢就可以住一晚，我們可以看到阿香的隔間裡堆滿了她的生活用品，雜亂無章，但是比起沒有住的地方，她能在這裡已經很幸福了，這是阿香在這間隔間居住的第三年，同住的還有媽媽和妹妹，幾十年前她媽媽離婚，帶著她和妹妹一起搬出父親的房子，但是她們沒有新的地方住，沒有辦法，媽媽只能帶著她們來到網咖，妹妹也因為沒有錢從學校輟學，每天在網咖裡無所事事，媽媽也沒有什麼正式的工作，只是在飯店當臨時工，當臨時工賺的錢很少，還要給網咖交一大筆錢，剩下的錢也只夠吃個麵包，還得是兩人分一個吃，特別餓的時候，阿香會去喝網咖裡面提供的純淨水，讓自己不至於那麼餓，妹妹則會選擇出去買個麵包，然後分一半給姐姐，母女三個日子過得非常寒酸，但這依舊不是日本最低層現狀。
這個美女是個酒吧的工作人員，她的收入沒有外人想象的那麼高，也是湊合著住在網咖，而且她住在網咖裡面也沒有天花板，隨時都能聽到一些噪音，休息的特別差，但是網咖的公共衛生間收拾得很乾淨，它可以在這裡正常的梳洗打扮，以最快的時間去酒吧上班，據他自己所說，她是因為生父母的氣才離家出走的，父母的生活條件也不好，她也不好意思管父母要錢，父母就把錢全花給了她的兄弟姐妹，況且她的身體也不好，不應該在網咖這種地方居住，但是她實在是沒有辦法，錢用來看病和寄給家裡，所有的網咖難民一樣，他們根本不敢想象辭職以後會變成怎樣，生活沒有目標。
這個男人也是一個資深的網咖難民，他就是一名普通的工地工人，是網咖裡少數有夢想的人，他受不了網咖的嘈雜環境，也不喜歡現在這份農民工工作，他希望自己攢夠錢後可以成為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領，能在寫字樓上班兒不是蓋寫字樓，但他在網咖裡過得也不錯，這裡可以自由自在的打遊戲比在外面輕鬆，而且不用在乎電費網費的花銷問題，日本的社會學家不願意承認網咖難民問題，稱臨時工現象還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然而到了今天，東京的網咖難民依舊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特別是疫情過後，網咖沒有辦法正常營業，這些人根本就無家可歸，日本的臨時工數量占所有勞動人口的32%，也就是說這些工人的工作可能會經常發生變化，收入也沒有正式員工高，他們如果沒有房子的話，在東京很難生存，政府也會給他們提供救濟金，但是政府提供的救濟金並不能讓他們住上新家，只能保證他們餓不死。很多日本人被社會壓力逼得走投無路，只能選擇成為網咖難民。
酒井阿貝以前是個正常白領，在一家銀行上班有很大的業績壓力，每天都要加班，一個月沒有一天休息時間，根本沒有時間回家，於是他就退掉了房子，直接住到了公司裡面，拼命工作的同時也能省下一大部分房租，但他的業績壓力太大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只知道醒了就開始幹活兒，有空了就趕緊睡一會兒，沒過多久他就被查出了抑鬱症，公司上司一點也不體諒她，還經常在背後給他下絆子，同時也對他進行冷暴力，導致他沒有辦法在社會上正常與人交往，時間長了，他自己也怕自己想不開抑鬱而終，直接辭職了，他用20年時間證明了他不適合這份工作。
酒井阿貝說他提交辭職信的那一刻，是他20年來最放鬆的那一刻，辭職的時候他以為他會開始他想要的新生活，可現實是他很快就花光了積蓄，來到了網咖租隔間住，隔間和他以前的生活質量相差太多了，連刮個鬍子他都不好意思在隔間裡怕噪音太大，其實這樣他還是希望自己能繼續住在網咖，而不是回去上班，現在他太害怕面對日本職場這個問題了。
這些住在網咖裡的日本貧民都是因為各種生活的變故，導致沒錢導致落魄，導致抑鬱，然後住進這個只有幾平米的小屋子裡，連站的地方都沒有，只能坐著玩電腦，躺著看電腦，他們早已經被生活壓力逼得麻木不仁，或許對於他們來說，東京容不下夢想，網咖容不下靈魂，但未來他們不敢想象。
